解说：初到北京，父子俩租住在一处较为便宜的居民楼里。一直对朗朗的音乐才华深信不疑的朗国任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为儿子找了最好的音乐老师。但是几番磨合之后，在对朗朗的发展前途上，老师和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朗朗：曾经被老师呲，就是钢琴老师，说我不行，没才能，反映慢。弹琴像东北人种土豆，精神头像打砸抢，感觉有点武士道感觉，他问我没看过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打砸抢，一堂课结果不上，就上文化大革命。最后说，你开百水一杯，最好别弹琴了，中央音乐学院不适合你，你还没到这个程度，你去上一下二级三级的学校去学习。然后，说完以后就给我踢出去了，没像踢足球似的踢出去，就是不教我了，就那段时间我就打退堂鼓了，我不弹了，什么破玩意，钢琴，武士道这个那个，什么话这是，弹钢琴干嘛，受这个苦，还得种土豆。
严父寄托儿子音乐梦想
父亲郎国任是郎朗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郎朗出生之际，他就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儿子能够实现自己因“文革”而受挫的音乐梦想。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工作，也牺牲了孩子本该玩乐的童年。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回忆起这个片断时，说自己就是觉得有恐惧心理。有时本来是给学校合唱队伴奏而晚回家，但是父亲好像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认为郎朗就是贪玩，再加上郎朗被当时教琴的老师批判得一文不值，父亲非常绝望。“我当时想，我不能吃药，也不能跳楼，不能就这样完了，那也太不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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